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新儒家”这一概念今天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

第一种最广宽,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

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舍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

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其正的“新濡家”,以及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门所忍可者。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霍韬晦、姚新中等。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为了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八位新儒家学者,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遂有新儒学八大家之称。(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一般认为是谁熊十力新儒家开山祖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此外还有许多当代儒家学者,如钱穆、贺麟、陈胜长等人。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1957年,唐君毅到美国访问,他在与张君劢谈及欧美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及观点多有不当时,拟联名发表一份文件以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偏见。后由张君劢致函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征求意见,然后由唐君毅负责起草,寄给张君劢、牟宗三过目,二人未表示其他意见就签署了。 此宣言附在张君劢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史》P552-P595

《新儒家思想史》师大图书馆馆藏地:
历史文献中心——索书号:B2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