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之十一—文史通义

一、清•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
此书对自古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再检对,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体现在: 1、在“史才三长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论”。著书者之心术谓之“史德”,也就是史学家所必备的思想修养。具体要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抛弃主观偏见,记事载言,得其真相,褒贬善恶,务求公正,无此心术,即使有史才、史学、史识,写出的著作仍然是秽史谤书。 现在看来,这是对刘知几直笔论的继承和发展。 2、在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启示下,畅言六经皆史说,“六经”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家圣典,而是先王施政的历史记录,完全属于史书的范畴。疑古惑经论和六经皆史说有共同之处,即降经于史,打破了经书经书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地位,同时也扩大了史料运用和历史研究的范畴。 3、在刘知几“十体优劣论”的基点上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的新命题:即分史书为记注和撰述两大类别。记注即“书事记言之简”,撰述即“勒成删定之笔”,这个命题新在概括地更简明强调了二者各有功用,不可偏废的道理,强调了撰述的价值远在记注之上。 对记注和撰述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标准:记注要达到方以智,撰述要达到圆而神。记注必须讲求一定的体例,从而能够容纳各方面的记载,做到史料赅备无遗,从而发挥智以藏往的功能,即保存丰富而准确的历史资料,要求撰述必须在体例上兼采众长,大胆创新,不被成例旧例所拘束,同时对历史做出具有独到性的阐释,发挥神以之来的功能,指出历史的方向趋势和未来。 4、方志学四要点:从总体上看,章学诚以上三项见解,即对刘知几史学理论有所继承,却比刘更明确地多,开拓地多,深刻地多,同时又在刘知几之外创立了方志学的理论。 (1)地方志在性质上属于一方之史,其价值和天下之史相对等。 (2)编写地方志在内容上应以记载乡邦历史为主,不应只记地理。 (3)在体例上应立三书:志,仿效正史作书志;掌故,仿效典志体史书做掌故;文征,仿效文学总集作文征。 (4)在组织上应设专门机构,名曰:志科。

二、刘知几对二体长短的分析是否恰当、全面
1、编年体:长处(1)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2)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节省篇幅。 短处:内容取舍存在巨析失当,主次不分。 刘知几对编年体的二长论可称的上洞若观火,十分恰当,但一短并不是编年体史书都存在的问题。事实上编年体史书最大的缺陷是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即把一件事情按时间顺序分别记载到各卷中,使事件本身支离破碎,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是:编年体以时间为纲记事,编年体的另一个刘知几未涉及的缺陷是:对典章制度时间记载不明。 2、纪传体 一长:通过四体裁书,加以综合应用,使内容覆盖面宽细节详尽。 三短:(1)一事重见数篇,重复脱节 (2)编排上不规范 (3)个篇互见,徒增翻检之难 对刘知几的看法,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对互见法采取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互见法:是把一个人物生平事迹或一桩历史事件始末经过有意识地分散在相关篇目中,参错互见,彼此补充。 互见法的效果:即使叙事主干清晰,枝叶分明,又使人物特点突出、性格鲜明,因此肯定互见法是史家高度技巧的表现。 3、刘知几反对仅以形式判断二体优劣的看法,可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拘形式重内容,二体不可偏废其一,促使史学不断趋向繁荣,带有打破学术垄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