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之十—史通

《六家》论述史学流派,《二体》论述史学体裁。

一、史评体史书
史评体就是专就史事、史书和史家进行评论的一种史书体裁,包括两大类型: 1、史事评论,就是对客观历史,主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思想学说进行分析评论,目的在于从中取得可资鉴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2、史学评论,对史集、史家以及修史制度进行分析评判,目的在于总结出史学已有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进而提高史学的时代水平。 3、了解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的关系 (1)出现时间来看,史事评论早于史学评论,因为史事一经发生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而史学评论只有在史集和史家产生之后才能破壳而出,但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渗透,在同一条轨道上交错发展的。 (2)从发展历程来看,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虽然出现有先后,但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片段论析阶段,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其中,史事评论的标志在于孔子的评史之言,和《左传》的“君子曰”。史学评论的标志是孟子的《议事文》“三位一体说”。 第二:专章单篇阶段,主要集中在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史事评论的标志是贾谊《过秦论》,纪传体史书的论赞部分,编年体史书的“某某曰”部分,史学评论的标志在于《文心雕龙•史传篇》。 第三:专著层出阶段,集中在唐宋到近代时期,史事评论的标志有北宋,范祖禹的《唐鉴》,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史学评论的标志在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刘知几的《史通》和清章学诚的《文史通议》。

二、《史通》和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
1、《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写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合计20卷,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十卷,包括13篇专题论文或札记,全书以内篇为主,外篇为辅,对唐以前中国史坛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其核心是“史才三长说”: 2、“史才三长说”是《史通》全书的灵魂,也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为“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1)所谓“才”指史家的才能、才干,既包括驾驭史料,确定体系,提炼内容的能力,又包括叙事载言,行文运笔的技巧。 (2)“学”是指史学的学力、功力,包括掌握史料相当丰富,具备辨别真伪、择善而从的能力,同时通晓各种专门学问。 (3)“识”指史家的治史态度和独到见解,其中包括:对人和具体事件的具体分析,对历史进程的总体观察和把握,对社会状态的全局鸟瞰,对历史趋势的客观预测。 (4)才、学、识三者的关系是:三者缺一不可,史识最为重要,“史才三长说”是刘知几对史家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和学术修养所提出的完整的要求和标准。 3、围绕史才问题,根据已有史书的体例得失,提出了史家确定体例的原则,按性质分成两大畛域。 (1)记事记言之简,属于史料 (2)勒定删成之笔,是根据史料撰写而成的史注,按地位作用进一步将其归纳成两类:A、正史分为两类:六家和二体 a按史学流派划分为六家,用有代表性的著作表示其流派,包括:尚书家表示记言派、春秋家表示记事派、左传家表示编年派、国语家即国别史派、史记家即纪传体通史派、汉书家即纪传体断代史派。B、按史学体裁划分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 史学体裁构成了史学流派的基石和分水岭,史学流派由史学体裁区分出了主流派别和分支派别。(杂著、杂史,按内容分为十流:偏记、小录、逸失、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 两大畛域的区分确立了史学成果,反映了形式的立体格局。 正史和杂著的划分,指明了史著的主次之别,提出了对史料选取编排的原则:详求厥义、谨言合理、做到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对内容选取编排提出了指导性意见:a、既要贵今轻古、详今略古,又要具细事宜、繁简得当;b、记载事件应该着重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记载州闾细事、尾巷所言。c、叙写人物要区分流品,不能愚智毕载,妍䂣糜择。d、无论记人记事都要明细完整,不能博大零乱。 4、围绕史才问题对文风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简洁 二意深 三质朴 四注意运用当时的口语,具实而书,四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文史分读,不能以问代史。 5、围绕史学问题,刘知几主要强调了两点: 一必须广泛积累收集史料,一方面要“征求异说、采度群言”,另一方面要博闻旧事,多识其物。 二必须审慎考定,鉴别史料,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去邪从正,辑毕遮实。 6、围绕史识问题,刘知几强调了两点: 一善思,表现在既敢于疑古惑经,破除神学迷信,又明了古今变异,从中看到人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二直笔,秉笔直书,其标准原则为,秉善启私,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 7、围绕史学、史才、史实三位一体的问题,刘知几从正面勾勒了史官设置的历史和古今发展的脉络,又从反面揭露了旧史存在的五大弊端:(1)体例乖谬(2)因袭模仿(3)叙事繁芜(4)史实无根(5)循私曲笔 8、《史通》在“史才三长说”的指导下,第一次总结了初唐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达到的水准,存在的优劣得失,更对当时以至于后世的封建史学家提出了任务,要求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由此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以及史家修养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并为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框架。 《史通》成书后,徐坚说,只要是史家就应把《史通》置于座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