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职级沉浮

贵州遵义市是一片革命热土，在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后，中央马上要计划召开扩大会议。各位领袖已经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王稼祥与毛泽东商榷之后，由王稼祥提出会议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等一众人员的支持。

遵义会议中明显分为两派。博古为自己在军事上的错误命令做口舌之辩，之后的周恩来却尖锐地指出红军在军事上受到如此之大的冲击就是因为在战略战术上犯了“左”的冒进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对博古和李德毫不留情地指斥。而之后，毛泽东进行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高度的总领性和思辨性。他指出：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随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种肯定的态度左右和决定了会议的走向，毛泽东对战争的个人认识成了大众的共识。

当时王稼祥是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三人团的成员，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他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对问题的认识深度，都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支队伍。如果周恩来在取消博古和李德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否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上态度不明确，或者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仍然维持“三人团”的领导，那便难以让遵义会议成为红军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博古仍是共产国际总负责人的身份。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大转折。正是由于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对毛泽东通力合作，使得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以肯定。周恩来与毛泽东既有批评又有信任，这种正向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遵义会议名义上是周恩来下了最后的决心，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毛泽东地位的提升，使得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系，由宁都会议前的“周主毛辅”转变成“毛主周辅”，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

对于角色从上级到下级的转变，周恩来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而是愉快地接受。他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从人民军队的根本利益出发，与毛主席各自发挥出了不凡的雄才伟略。挽救了革命火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至此，党和红军焕发出了新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