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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馆员读书”征文活动作品选登:《十字》——人与病毒的生死平衡

发布时间:2020-12-18 浏览次数:0

天花病毒是唯一从自然界中被完全消灭的人类病毒,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发生在1977年的埃塞俄比亚。至今,自然界再无天花病毒,仅存的样本保存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诺沃西比尔斯克和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CDC。

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十字》就是以这个事件为背景的。恐怖分子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了天花病毒样本,并有计划地开始了生物恐怖袭击。天花绝迹已久,人们早已不再接种天花疫苗,普遍不具有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病毒真空”的致命缺点暴露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一个叫“十字”的秘密科学组织,也盗取了天花病毒样本,在中国豫鄂边界处的新野县建厂偷偷进行病毒实验,也有计划地在人群之中播撒病毒。献身科学的十字组织成员,竟然与恐怖分子做着似乎一样的事情,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广大人民群众会答应吗?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的开篇说到,跨入新千年的人类,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他又进一步解释到,这些问题还算不上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灵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非常清楚怎样预防它们,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从宏观大局上讲,这段话当然没错。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饿殍遍野”、“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这样的场景早已不是常态。但具体到一时一地,这个论断似乎过于乐观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在提醒我们,凶神并没有真正离去,人类还远没有到欢庆胜利的时候。

幸福的生活千篇一律,美好的日子平淡无奇,所以少有文学作品去描述它们。苦难、危机带给人们更强烈的情绪刺激和更多的感触思考,往往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对灾难的描写,更是科幻作品的拿手好戏,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就是大瘟疫,因为人类对瘟疫的恐慌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文明的基因之中。

此类作品层出不穷,电影《我是传奇》、《釜山行》、《十二猴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作品或极力渲染疫情扫过的恐怖情景,或旨在讴歌极度恐慌中闪耀的人性光辉。

同样是瘟疫的主题,《十字》则有所不同,它的着眼点不是疫情之下的恐慌,和离奇感人的故事,虽然这些元素在本书中都有。作者王晋康更想表达的是,他对瘟疫背后自然机理及伦理人文的思考:人与病毒如何相爱相杀,上帝大爱与医者仁心怎样貌合神离。

《十字》虽然是一部科幻小说,但我觉得他更像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哲学思辨和科学论文。这在科幻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要想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最好能了解一下作者王晋康本人,以及他提出的“核心科幻”的思想。

王晋康,1948年生人,少时聪慧好学,文理俱佳,唯一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科学家,最好是理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天文学家,甚至“在诺贝尔奖金的名单上写上中国人的名字”。然而时代弄人,特殊年代里,他只能下乡当知青,上山做矿工。

1978年辍学12年后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成了石油系统的一名机械工程师,成为专业带头人,这与少时的雄心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自称和科学有一种特别的缘分,没能走进科学的殿堂,但已经爬上了科学围墙的墙头,窥到了其中的精彩。

43岁那年,因为被儿子逼着讲故事,写出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久藏心中的科学情结,找到了喷薄重生之路。迄今,其作品已拿下17次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足见他在中国科幻界的拔萃之势。2010年,本文讨论的《十字》获首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长篇小说奖;2014、2018年,王晋康分别荣获星云奖、银河奖的终身成就奖。

有一种说法:刘慈欣是中国科幻的星空,王晋康是中国科幻的大地。他因为对科学的热爱而撰写科幻,他推崇和践行的是所谓“核心科幻”: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描写超现实情节,充分表达科学所具有的震撼力。

在许多作品中,他首先是对某种自然之道有所感悟,并为之深深地震撼,认真地信服,然后把这些理论形象化为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小说的震撼性,就来自这些科学思想的震撼性。具体到《十字》,贯穿其间的则是他一直思考的“平衡医学观”。

他最初是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吸引:凡是凶恶的传染病,它的病原体一般是比较虚弱的,或者生命力不强,或者难以传播。总之在它的生命之链中一定有易断的一环,使它不能在人类中任意肆虐。如果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都像大肠杆菌那样顽强和易于传播,人类恐怕早已灭亡了。

也许答案并不神奇,按照进化论的解释,凡是生命力比较脆弱的病原体,因其较少有进攻人类的机会,人类体内尚未能激发出有效的抗体,所以它们才比较凶恶。

人与病原体协同进化,相互筛选,最终生存下来的,是对病原体有较强体抗力的人类个体,和毒性较为温和的病原体(毒性太强,导致病人过快死亡,也不利于病原体的传播)。亿万年来,千万物种就是这样与病原体达成了生死平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总会有个体生病死去,但整个物种却欣欣向荣,生生不息。

现代医学的诞生,人类对病原体有了一定的认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抗生素、疫苗的发明,大大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死亡率,人的预期寿命也大幅度提高。这是现代人的福祉,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干扰了人与病原体的平衡,因此暗藏着巨大的隐忧。

抗生素代替了人类的免疫系统,直接与细菌作战,一方面废弛了人体的抵抗力,同时也在筛选着有抗药性的细菌,直到超级抗药菌横扫久疏战阵的免疫细胞;疫苗针对的是某一具体的致病原,但人类社会扩张流动性的加强,总有层出不穷的新病原体不断入侵人类社会,疫苗的研制总是滞后的,防不胜防。人类医学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每巨石滚下,回到原点,前功尽弃。

现代医学就是在这样的图景中艰难前行,人们现在掌握的都是权宜之计,并非终极解决方案。

王晋康并没有医学背景,但他多年的学习和思考中,逐渐形成一套异于主流的“平衡医学”观:人类不可能靠药物疫苗等“人体之外”的东西来对病菌病毒取得完胜,人类必须转回来依靠自身的免疫机制,同病原体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非典期间,还为此与赵南元、方舟子等人在网上进行了一次论战,是非对错,各执一词。

科幻作者的本职是写小说,他能将理性思考转化为情节的冲突,情感的碰撞,用直观和生动让你感同身受,在无可逃避的矛盾中逼着你做出选择,这也是小说较之论文的优势。

28万字的作品,内涵丰富。这里只谈谈我感受最深的地方:一个颇有见地的思想,一个离经叛道的建议和一个难有答案的悖论。

先说思想,就是所谓“低烈度纵火”,用渐变防止剧变与质变。在事物量变的过程中进行微调,以延缓质变到来的时间或减小质变的强度。

面对森林大火的汹汹来袭,严防死守并不能绝对杜绝大火的发生,反而是适当地在可控的范围内允许一些小型火灾,把堆积树下易燃的枯枝落叶烧掉,才不至于导致不可控的特大火灾的发生。

该思想在王晋康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临界》中,以低烈度的人工诱发地震来消除破坏性强震;《亚当回归》中用“三戒律”来缓冲植入第二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在《十字》中,则是用培育低毒性病毒菌株来提高优化人的免疫能力水平。现实中,疫苗的研制也是类似的思路,但作者的想法要激进许多。这就要提到那个离经叛道的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培养一种低毒性的强势种群病毒,然后把它投放到自然界中,任其在人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这种低毒性的病毒应有足够的毒性来强化人的免疫力。同时因为它是强势种群,会牢牢占据病毒世界的生态位,以排斥抵抗其他病毒的生存和传播。

但这也有个问题,因为要靠它训练人的免疫力,必然要求人工投放的强势病毒有足够的毒性,但这足够的毒性也一定会使造成极少数人的死亡。主动投毒,这样做,合适吗?

书中的“十字”科学组织做的就是这件事,他成功化解了恐怖分子的生物恐怖袭击,但也造成了数人的死亡和伤残。不出意料,实施者女科学家梅茵被告上了法庭。

迈克斯·泰格马克的《生命3.0》一书中有个例子,虽是在说人工智能,用在这里也很贴切: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3万人,假如全部实行自动驾驶以后,死亡人数可以减少90%,但汽车厂商收到很可能不是2.7万封感谢信,而是3千封起诉书。

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种族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往往不可调和。更广义地说,“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是个体,这才是上帝大爱之所在”。而以人道主义为基石的现代医学伦理,没有理由不去倾力救治每一个危难的个体。但这必然会对人类的进化之路造成干扰,甚至斩断了人类的进化之路。

如何选择,也许并无对错,只是观念的抉择,这是个难有答案的伦理悖论。

在书中,在审判梅茵的法庭上,“十字”组织宣讲了他们的信仰:“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能以人类的好恶来肆意宣判某个物种的死罪,不管它是害兽、寄生虫还是病原体;人类在使用科学这个利器来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应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应尽量保持自然原有的平衡,不能过于粗暴地干涉,因为人类常常迷恋于短浅的利益,以一碗红豆汤而贱卖长子继承权;科学界有远见的人不能再沉默或仅仅坐而论道,应以实际行动终止人类对自然的强奸。”

科幻作品,最多也就是符合“科学意义上的正确”,不能保证它真的就正确。它如果能对你有所触动,引发你的某些思考,已经是它的胜利了。

(作者:唐剑)